漫画摘自网络

20年前，国家推行房改政策，属于城里人的房地产盛宴曲终人散，随后房地产市场兴起，其时，家乡中小城市一套二手房的价格约在三五万元。

18年前，把“在湾子里住不下去了”的父母安置到城里，托付给在城里打工的大姐和姐夫，让大弟弟一家跟到城里谋生，基本告别农村。

跟大姐和姐夫说，用打工多年的积蓄在城里买套房吧，钱不够的话，买套旧房也行。

跟二姐和姐夫说，我可以支持三两万块钱，你们自己筹一点钱，到城里买套房，进城打工吧。

那时，农民就像李昌平在《我向总理说实话》里描述的，因为提留统筹的原因，正在逃离农村，寻找一切可能的外出打工机会。

以我当年麻雀南飞的经历和感受，极度厌倦居无定所、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觉得工作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必不可少的。

后来的结果有些无奈，大姐夫买了面的，后来换成出租车，用光了积蓄还借了债，实在没钱买房了。二姐到地级市看过房子，用我承诺的钱只能买60多平方米的二居室，不如住乡下的老宅，就放弃了买房。

前些年，老家亲戚的一些孩子陆续大学毕业了，上的多是武汉的普通大学，毕业后试着在武汉找工作，月薪低至1200元，多不包吃住。家乡省城呆不住，跟我一样去了沿海城市。每次见面，我都跟他们及其父母说，家里支持一点，帮孩子在工作的城市买套房吧，也算给恋爱结婚增加筹码。

后来，有的家庭帮孩子买了房，不少家庭迟迟没动。问起原因，没买房的家庭多是钱不够，毕竟一套房要三四十万元，许多家庭拿不出来。他们观念里没有贷款买房，觉得按揭亏了利息，都等着筹够房款那一天。

在老家，亲朋好友之间遇到大事都会借贷，基本没有利息，远没有江浙人的草根金融理念。

更多的乡邻，带着长大的孩子，在全国大中城市流徙，做的是亦工亦商的营生，租住在城郊或城中村，许多年都不曾产生买房安居的想法。

问起他们的生意，不少家庭一年能赚三四十万元。这样的收入水平，在任何城市都应该有买房的底气。

有些家庭回到家乡建房，或到县城买了房，但一家人一年回一次家，甚至多年不回家，家乡县城的房子常年空着，有的没有装修。问他们为何不在谋生地买房安居，几乎众口一词，生意流动性大，最终还是要回老家，就不在外面买房了，也不想为了买房贷款。

在许多进城农民眼里，外面的城市是别人的，自己只是过客。也许是城市的排斥和进城农民的自我封闭，让他们找不到身份认同，自觉不自觉把自己定位为农民。

三年前，因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一个族亲的30多位亲友群体撤离成都，他们在当地的营生持续了10多年，但几乎没有人在当地买房。这位族亲2012年就为儿子买了车，后来一度动过买房的念头，但没有付诸行动。

2016年春节前，跟着春运爱心专列回到家乡，调查春运途中的外来工。

回程列车上，巧遇在县城做老师的高中同学，他当天去武汉，带着年货。我有些疑惑，他春节前去武汉做什么？原来，她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，不准备再回县城，这是家乡绝大多数大学生的选择。他们将工作以来的积蓄倾囊而出，在省城买了一套房，春节一家人就在武汉团聚。

随后跟家乡的朋友交流，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朋友说，知道的领导和同事，几乎都为孩子在工作的城市买了房，或在就近的省城武汉买房，在武汉买房的最多。

将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与留守家乡的公职人员进行比较，骇然发现，在子女教育和住房问题上，双方表现出巨大差异，进城农民在进城路上一步三回头，公职人员一门心思往外走。

看一眼前两年中心城市房价翻番式上涨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大学生成了购房的关键人群，这正是武汉、郑州等区域中心城市争抢大学生的原因，某种程度上，这些城市争抢的是未来楼市购买力。

前些年，城镇化的口号限制了进城农民的想象，城市户籍壁垒也阻挡了他们的进城路。而今，当绝大多数城市的户籍藩篱被冲开，面对中心城市无度推高的房价，长期边缘化生存的进城农民成了最后的接盘者，不可避免地承担了最重的城市化代价。

翻开世界城市化的历史，都经历过乡村凋敝的过程，目前正走在大城市化路上。专家预言，城市化的最终结局是，大国“一省一城”，小国“一国一城”。

8年前的上海世博会，主题为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！”

那一年，我们还在抱怨大城市病；那个年月，许多人还在纠结要不要逃离北上广深。

回过头来看，大多数人的逆向选择是错的。

一位乡亲在深圳打拼多年，当年有了一定积蓄，2007年决定买房，但在买深圳房还是武汉房之间纠结，其时两座城市房价一样，他最终选择了武汉房，认定自己终究是要回家乡的。去年初见到他时，说起房子，他后悔不迭，说武汉房子10年涨了3倍，但深圳房子已经涨了10倍。

许多人看不懂中国房地产，他们不知道，中国房地产10多年不间断上涨，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现象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随着制造业下行、产能过剩后，过剩资金不断寻找安全资产，房地产成为中国财富蓄水池。

中国货币超发规模到底有多大？1990年末，中国广义货币余额只有1.53万亿元，到今年2月末，广义货币余额达到172.91万亿元，27年增长112倍。即使是金融危机时的2008年末，广义货币余额也只有47.52万亿元，但2009年一年就增长27.58%。从2009年开始，我国广义货币保持了平均每月增长1万亿元以上的速率，110个月增长125.71万亿元，平均每个月增长1.14万亿元。其中，2016年末广义货币余额155.01万亿元，到2017年末增长到167.7万亿元，一年增长12.69万亿元，平均每个月增长近1.06万亿元。今年2月末广义货币余额比2017年末增长4.4万亿元，平均每个月增长2.2万亿元，即一个月增发的货币就远远超过1990年的广义货币总额。

随着货币不断贬值和房价这一轮飞涨，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，已经没有了进城安居的资本，只能望房兴叹，咀嚼后悔的苦涩。他们看不懂城市化，最终错失中国房地产。

一位拥有中专学历的朋友，两年前遭遇工业区征地拆迁，家里的2层小楼和闲屋换来了40多万元补偿款，这笔钱勉强够他们两兄弟在家乡小镇各买一套房，但他们担心家乡的环境污染，放弃了在家乡小镇买房的念头，想等房价降一点，在城市买房。但突然跳涨的房价，让他们的买房梦落空，一家人至今租住在镇上民宅。

更大的考验接踵而来，过了而立之年的他，恋爱婚姻被阻挡在房子门槛前。近两年，随着第三次婴儿潮出生者进入大龄行列，男多女少矛盾在人口流失地区集中爆发，内地农村出现大龄男青年找对象难，“光棍村”越来越多，婚姻门槛也因此提高，在城里有套房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。

今年春节，有人为他介绍对象，其中一个要求县级市或地级市有房，另一个要求省城有房，否则免谈。他说，现在90后女子根本看不起镇上的房子。他提出在城里弄套十几万的小产权房，女方家里也不同意。

忽然想起两年前的西南行，在一个省会城市，跟一位乡亲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。此前，他的儿子在当地找的对象吹了，因为没有房子。大约是受了退订事件的刺激，看着当地正在上涨的房价，这位乡亲说，“今年无论如何要买房。”

后来不时问问他们，在当地买房了吗？答复是否定的，一则因为借给亲戚的钱一时收不回来，再则当地房价涨了下不了手。而今两年过去了，他们连购房的资格都被没有，只能看着房价翻番。孩子的婚姻，也成了一个不忍轻易触碰的敏感话题。

2018-03-17